华西村也搞地产大跃进！ 

　　华西村盖一栋74层的位列中国第8、世界第15的大楼，花25个亿应该算是很便宜了。就如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所说:“这根本动不了华西的筋骨！”但问题关键是，这栋大楼不是盖在东京、巴黎，而是选择了一个只有380户、人口不到1600人的中国小村子。即使今后“大华西”人口上升到10多万，恐怕也应该算得上是一场地产大跃进了。 

无论从建设新农村、新人居而言，华西村都不应以斗富的心态忘了碳排放的责任。就算这栋高楼不那么占地，但其消耗的资源和能源是会将这位中国新农村的“一哥”推向舆论反面的。过去，人们都说华西村是中国农村改革最成功的样本，但从今天这栋大楼看，那些新标语口号式的生活方式和色彩，还是折射出了张扬。记得吴仁宝曾说：“家有黄金万两，一日不过三餐，住房独占鳌头，也只睡一个人的位置。”对于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一贫如洗的村子来说，这条座右铭虽然如今尚挂在村头，但是不是有了变异？ 

    不一样的香港80后 

　　一群自称80后的香港年轻人，正在用苦行的方式走遍香港，他们准备用四天三夜的时间，在星期五抵达中环的立法会。因为这一天，立法会将会就高铁的拨款申请进行投票，而如果申请通过的话，香港高铁的兴建成为定案，而菜园村，一个位于香港新界的小村庄，会因为兴建高铁的征地而被清拆，也将成为定案。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对这些年轻人表示体谅，身为父辈的他认为，这些被称为第四代香港人的年轻人，其实更爱香港，也更爱表达。香港社会经过迅速发展，已进入稳定阶段，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被中年人已经牢牢地盖住，要出头，比那些中年人年轻的时候，难得多。很多从苦日子打拼过来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看不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认为他们只会抱怨，但是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环境，每一代人的要求也就不同。年轻一代的要求，还有整个的社会大环境，和他们的父辈们相比，确实不同了。但这些80后的香港年轻人，从身体力行保卫菜园村开始，已经显得要比政府，还有很多他们的父辈们想得长远得多。

　　国进民退争议已经关乎利益分配格局 

　　2009年12月23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一语惊人：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数字也许是客观的，但感觉是主观的，二者打架。东星航空蓝世立的无奈折翅，日照钢铁杜双华的自愿交枪，山西煤老板的被整肃，地产商绿脸看着国企拿地的狂欢……所有这些，都感觉不妙呀。 

　　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这些年争议不断，如今早已不是形而上或生产效率层面上的撕扯，而是关乎利益分配格局，关乎利益集团。当初对央企的做大，国资委还是有顾虑的，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给央企设定的改革方向是：剥离辅业，重组兼并，整体上市。但4万亿元和10万亿元砸下来，一切都放水了。大国企钱包空前鼓胀，干什么？盖房子，玩地王刷新游戏。据说，眼下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超过7成涉足房地产业。此时，国资委2010年工作重点中，已经没有了剥离辅业的说法，因为，国企刚刚在辅业尝到了鲜。这鲜是真金白银，不是形而上。国企嘴里的鲜是谁的？是民企的，是市场的，是给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雪上加霜。

　　胡耀邦同志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耀邦同志在南充市检查工作时，许多拆迁户向耀邦同志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他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原文见《胡耀邦在川北》） 

　　从信中，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的一些朴素思考。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耀邦同志认为，政府对此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大大浪费，华而不实。其次，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第三，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最后，耀邦同志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建国以后，“官僚主义”是党内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人人难免，耀邦同志也在所难免，但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 “死官僚”的作风和架势。任凭是非已经十分清楚，任凭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表述得已经非常合理，但就是不作为，无动于衷，高枕无忧，认为共产党的天垮不了，从而大大激化了不应有的社会矛盾。